被害者希望，加害者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伤害。可加害者却总想过轻地看待被害者受到的打击，甚至还故意错误地觉得被害人是自己情愿的。其实，这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有罪恶意识的。
——上野千鹤子《厌女》
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，传统纯暴力型性侵案件逐渐减少，性侵案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背景和成因。“熟人犯罪”“职权性骚扰”“婚内强奸”等情形如何认定，充满争议。
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，性侵案件，包括强奸、猥亵等，女性被害人仍占绝大多数。因此，在办理相关案 件中，需要注意了解并尊重女性被害人的特点，避免因处理方式不当而造成对被害女性的二次伤害，乃至影响案件最终处理结果。在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时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
在办案机关方面，国家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等规定，明确要求被害人系女性的，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办案；女性被害人、证人系未成年人的，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询问。
而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律师，目前则没有相关规定。律师辩护时，当然需要争取一切对当事人有利的因素，以帮助当事人达到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目的；但应避免陷入误区，过度放大被害人“过错”，试图通过被害人的品格而降低行为人的罪责。
须知，这本不符合法理，对于改变行为性质无益；相反，极有可能引起被害方和办案机关的反感，反而影响对当事人的评价，降低辩护效果。
在某成年男性强奸幼女案中，双方曾经存在短暂的交往关系。被害人长期精神状况不佳，在性认识方面不成熟，家庭和学校教育也属缺位。由于被告人明知被害人尚不满十四周岁，双方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并无疑问。
问题是，被告人主张与被害人之间曾是恋人，且被害人主动给其发过不雅视频进行“引诱”，主张被害人过错，要求轻判。
于是，在检察官已经考虑二人曾经交往的背景，出具了较为轻缓的量刑建议的情况下，该案辩护人仍向法庭提交了被害人相关不雅视频等证据，并提出被害人亦与其他成年男性发生过关系的线索，试图证明本案系由被害人引起，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。
然而，合议庭认为，被告人明知被害人性观念不成熟，反而利用其不成熟的特点实施犯罪，体现了被告人较大的主观恶性，应当酌情从重、而非从轻处罚。
事实上，该案从书记员到审判长，绝大部分办案人员都是女性。辩护人此时提出对被害人的品格攻击，尤其是对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攻击，极易引发女性工作人员的不满，导致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。
从被告人和家属的角度出发，提出对被害人的品格质疑无可厚非。但是，作为辩护人，必须要认识到这些质疑是否有事实支撑、是否有证据意义。
首先要避免道听途说，其次要清楚这些证据是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；如果这些证据是把双刃剑，那么是否提供、提供到什么程度，如何解释证明目的，都需要结合案件本身和办案人员的风格等信息审慎思考、把握。
在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，为了证明被害人有过错而提出的证据，往往是适得其反的。因为法律已经拟制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具有性同意权，需要进行特殊保护，成年人与其发生关系，并不需要考察被害人是否自愿。而行为人或其辩护人指摘未成年被害人“性早熟”等品行不端，一方面并不影响犯罪构成，另一方面反而会被认为，行为人恰恰是利用了未成年认识不健全的弱势地位，量刑上应当从重。
况且，如上所述，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的，往往是女性工作人员，她们对于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有着天然的共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提出对于被害人的品格质疑，更易引发检察官和法官的反感，导致对被告人不利的后果。
实际上，提出关于被害女性的负面评价作为“被害人过错”抗辩事由，例如“性早熟”“私生活不检点”“主动引诱”等，而不论在单一行为中是否取得了被害人的性同意，就是以贬低女性的道德而否认其同意的必要，本质上是一种厌女情结。对于成年人尚不能单纯以品格攻击论证“自愿”，对于法律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，更不应该以未成年被害人有过错主张行为人责任降低。
因此，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女性案件时，辩护人应当首先摒弃性别对立的观念，避免受到煽动而提出未成年被害人的负面信息，将其被害归咎于个人行为不端，此举不但无法改变定性，反而可能加重被告人刑罚。